最近有一个热议话题，46岁的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突发脑溢血后，12月14日离世。蒋女士身故后，在没有监护人和继承人的情况下，遗产处理成为问题。相关民政部门表示，如果蒋女士的远亲吴先生要购置墓地，则支出需要在合理范围内，且后续维护费用需由吴先生承担。
一时间，“孤独死”者的遗产应该如何处理？身后事又该由谁来负责和出资？这些都成为被热议的话题。
其实，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晚婚、不婚、少子化、丁克以及老龄化，无伴侣、无子女者在未来会明显增加，即便是有子女的老人，如果子女不在身边，那么其遇到突发事件该由谁来解决也是个问题，类似上述蒋女士这样的“孤独死”状况会越来越多。此前，独居老人葛先生猝死后，当地民政局作为该老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被法院指定为葛先生的遗产管理人。而葛先生的堂弟夫妇将民政局告上法庭，要求分得葛先生的全部遗产。
笔者了解到，死亡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忌讳谈及的话题，因此大部分中国人不太会订立遗嘱或者生前预嘱，这就造成一旦发生意外，缺乏直系继承人的“孤独死”者遗产处理很复杂，比如旁系、远亲是否可以继承？按《民法典》相关规定，法定继承人中，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而堂兄弟姐妹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通常无继承权。如果的确没有合适的法定继承人，则“孤独死”者的遗产会根据法律规定，由相关部门接收。
在欧美国家，不少人在中年时就立下遗嘱或生前预嘱，对于遗产分配以及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进行哪种医疗护理做好说明，以免在最后救治关头、遗产分配时发生纠纷。但大部分中国人不太会在中年时就立下遗嘱，即便是老人也会因为避讳而不谈论遗嘱话题，至于处理伤病末期治疗的生前预嘱更是鲜有人知。
因此在笔者看来，立下遗嘱或生前预嘱很有必要，尤其是无配偶和无子女者更应该提前通过这些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与需求，也减少身后事所引发的纠纷。
除了遗嘱、生前预嘱等，笔者认为更有意义的是意定监护。所谓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意定监护制度，具有普遍保护完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重大意义。
未来会有更多无配偶、无子女的中老年人出现，他们在需要照料、重要场合签字时，意定监护人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在与多位律师和研究意定监护的专业人士交流后了解到，在神志尚清时，用一纸协议把未来的自己托付给最信任的人，是自我决定权最大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老年人，可跳过法律规定的亲属顺序，自主选定一名或多名监护人并提前约定监护的范围、方式与启动条件，实现“我的晚年我做主”。意定监护人需全方位维护老人利益，包括生活照料与医疗决策、财产管理、法律代理、身后事务等。
然而，意定监护人这一概念目前并不普及，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燕晓凤长期关注老年人的监护问题，她对笔者透露，她此前执笔的《关于推进落实老年意定监护制度施行的建议》课题调研时发现，超过六成受访者不了解意定监护制度。
还有不少人质疑意定监护人的可靠性，比如会不会危害自身财产等。对此，在欧美会有相应的法律来约束意定监护人，且可以委托多位意定监护人互相监督，以免发生财产或其他纠纷。
费超是从事社会监护的民非组织尽善监护服务中心总干事。费超曾对笔者表示，尽善监护这类组织在全国仅数家，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人们对于意定监护的了解以及对意定监护人的信任度都不够。
如今，“孤独死”案例让大家看到了意定监护的必要性，相关制度也正在建立和完善。
上海市心理学会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晓明向笔者透露，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在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建议建立老年人意定监护咨询服务机制、市民服务热线、街镇司法所、公证机构、法律援助机构、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养老顾问等应当为老年人提供意定监护的政策咨询等服务。民政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为意定监护的设立流程提供规范指引，支持老年人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等方式，确定意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会同有关行业组织制定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引导意定监护关系当事人对监护启动前的委托代理事项、监护启动时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老年人生活规划需求、财产管理处置、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等作出约定。老年人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时，也可以邀请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现场情况。该意见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孤独死”或许是未来社会要面临的一个现象，养老和人生最后一程应该有稳妥安排和受到保护，遗嘱、生前预嘱尤其是意定监护等举措能为人们带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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