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这座城市配资吧，似乎总是在追赶某种前沿。
从南宋行在的商贸繁华，到电商、金融与数字经济的叠代跃迁，杭州的气质始终带着一种“求是”的张力，既要立足现实，也要求证理想。
“求是”二字，或许是理解这座城市最合适的切口。“求是”，是浙江大学的校训。八十多年前，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求是精神”，意在倡导一种科学理性与实证主义的知识传统。而当这一精神外溢至城市的产业结构、创业生态与政策逻辑时，它逐渐演化为杭州科技创新的底层算法。
过去二十年，这种精神让杭州成为中国民营科技力量最活跃的实验场之一。无论是“阿里系”带动的商业互联网周期，还是近年涌起的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浪潮，众多缘起路径总有一条导向浙大。浙大校友正以独特的群体姿态崛起，散播四方，在科技、商业等各个领域落地生根。
这条路径还在续写。
近年，杭州再度涌现出一批由浙大体系孕育的新创企业，方向集中在AI、机器人、空间智能等前沿领域。与十年前的互联网创业潮不同，它们大多源自实验室或研究团队，商业化的推进节奏更慢，技术积累更深。
“浙大系”崛起
在杭州，资本圈已习惯用“浙大系”指代这一新兴的创业谱系。
与过去十年主导杭州创新叙事的“阿里系”不同配资吧，“浙大系”创业群体的崛起并非建立在商业模式创新之上，而是以基础研究和硬科技为支点。创业者大多来自学术体系，融资节奏更稳，企业形态更“技术原生”。
在这群“技术创业者”中，朱秋国是一个典型样本。他是浙江大学副教授，也是杭州云深处科技创始人、CEO。八年前，他带领团队从四足机器人切入，如今又进入更具技术挑战与产业前景的人形机器人赛道。
朱秋国的职业路径清晰勾勒出“学术向产业”的迁移轨迹——本科、硕博阶段扎根机械电子与控制科学，参与浙大“悟空”系列双足机器人研发；进入教职后继续深耕运动控制与智能算法，并在科研转化的窗口期创办公司。云深处的核心团队，几乎全部由浙大的博士、博士后组成，学术体系的传承与企业创新在此形成显著的连续性。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浙大的科研与学科定位本身就决定了其创新的内生逻辑。“浙大一直是一所以理工科为底色的综合性大学，科研方向强调‘顶天立地’，既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也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他解释道，这种定位不仅塑造了学校的科研导向，也深刻影响了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
“科学的定位、学科的布局、科研的方式，和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史晋川说，“这些理念并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渗透在从本科到博士的整个培养过程中。学生在学习阶段就会接触科研项目、技术转化乃至产业合作，这让他们在面对创业与创新时具备天然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这种“科研—教学—创新”的结构闭环，为“浙大系”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沃土。以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群核科技创始人黄晓煌与陈航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正是这一教育体系“溢出效应”的生动写照。
二十年前，当人工智能在国内仍是冷门领域时，梁文锋凭借扎实的工科基础与敏锐的意识，在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选择了人工智能方向。那时，他常年泡在实验室，研究机器视觉，甚至自费购买零件组装设备。这种实践导向的科研训练，后来成为他探索量化交易、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金融市场的起点。
浙大竺可桢学院培养的另一批青年，也在不同维度上延展了浙大的创新谱系。
黄晓煌与陈航，同为2003级混合班学生，接受的是更具交叉性和自主性的教育体系。混合班倡导不同专业的优秀学生共同学习，以通识课程与前沿项目打破学科边界配资吧，强化逻辑、数学与人文的复合能力。
大一，黄晓煌就进入导师鲍虎军教授的CAD实验室参与科研，提前接触图形学研究；陈航则在编程竞赛与国际交流中拓展视野。两人毕业后共同创办群核科技（酷家乐），让GPU渲染、空间计算与AI算法真正进入工业级应用场景。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按2023年平均月活跃用户数计，群核科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空间设计平台。
从朱秋国的人形机器人，到梁文锋的AI大模型，再到黄晓煌、陈航的空间智能，“浙大系”创业群体的共同点在于：科研训练与工程实践之间不存在“断层”。史晋川认为，“浙大系”的创新呈现出一种“普遍性”，即创新不再是少数实验室的特例，而成为浙大文化中的一种日常。“你会发现，浙大出来的人，无论去企业还是自己创业，都天然带着一种做实事、做技术的倾向。”
“浙大系”已成为杭州创新生态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一名产业经济分析师指出，“浙大系”创业群体在杭州创新生态的作用显著，但并非是一种“大学驱动型”城市模式，而是一种包含大学在内的“复合驱动型模式”。
浙江大学作为关键“策源力量”和人才孵化器，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极强，教师与校友创办的企业涉及AI、生物医药、芯片、新材料等多个前沿领域。当前，“浙大系”创业群体已成为杭州创新产业的中坚力量。不同于深圳的“企业驱动型”、北京的“政策+高校驱动型”，杭州的独特之处在于，大学资源能直接参与产业创新与城市治理。
有研究者注意到，浙大在技术创新、人才供给、创业孵化乃至地方政策咨询中，均发挥着“城市大脑”的作用。此外，浙大还通过设立创新创业学院、国家实验室、科技园区等，并将科研成果直接嵌入地方产业链，形成了“知识—资本—产业”的闭环。
从“电商之都”到“科创高地”
杭州的经济版图，正在从“流量驱动”转向“科技驱动”。过去十余年，在阿里巴巴的带动下，杭州塑造了全国数字经济的样板；如今，随着大模型、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与新能源等产业崛起，“电商之都”正转向“科创高地”。
一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经济学者认为，杭州的转型本质上是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的跃迁，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其一，杭州推动“软硬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从数字技术应用到原创科技创新的路径；其二，杭州为科创企业提供政务与数据资源支持，成为创新土壤的重要保障；其三，杭州市政府与各类创投机构、产业基金形成强互动的创新生态，叠加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从而形成一个高密度、可循环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浙江大学的角色尤为关键。史晋川指出，浙江大学设有创新创业研究院，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型学院，而是一个整合学校科研资源与校友力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平台。
这一体系不断延展。史晋川的学生、银杏谷资本创始人陈向明便是典型代表。银杏谷资本围绕“浙大系”创业群体累计投资七八十个项目，聚焦硬科技领域，其中包括人形机器人公司云深处。
陈向明十多年前开始做硬科技投资时，就形成了一套“递进式”策略：先关注由浙大院士主导的创业项目，再持续追踪这些院士团队中博士、硕士毕业后新成立的公司。史晋川解释称，“这种投资方式有个好处，就是知识和经验可以累积，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在这种由校友资本、科研成果与创新企业相互循环的体系中，新一代创业者正快速涌现。
今年初，短短两天内，两家浙大竺可桢学院校友创办的企业相继宣布融资：AR眼镜独角兽Xreal完成6000万美元新一轮融资，创始人徐驰与联合创始人肖冰、吴克艰均为浙大混合班出身；另一家AI语音企业波形智能成立不足一年便完成两轮融资，背后是西湖科创投与藕舫天使等多家带有浙大基因的投资机构。
藕舫天使基金正是这种“产学研资本融合”模式的缩影。其投资人及创始团队均来自浙江大学，专注于投资“浙大系”创业群体的早期项目。近期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共建“藕舫青溪基金”，首期规模1亿元，旨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基金矩阵、深化产业协同。
“项目的科技属性是吸引投资人的关键。”陈向明此前表示，“大学与物理空间的结合，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也为创业者和投资人创造更多机遇。”
回望杭州的城市创新演化，逻辑早已超越单一产业的繁荣。阿里带来了数字经济的第一波浪潮，如今，以浙江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网络、资本网络和产业网络配资吧，正共同推动形成第二波科技周期。杭州也从流量驱动的电商之都，迈向知识密度更高、技术含量更深的科创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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